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：“自古以来，我国形成了世界法制史上独树一帜的中华法系，积淀了深厚的法律文化。”情理法是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最重要的法哲学问题之一，其发轫于断狱的司法要求，又与立法精神、法律制度以及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，关乎传统中国社会法秩序的构建，为契约诚信提供了多维度保障，也对新时代诚信社会建设具有启发意义。

人之常情

“情”是指人们生活中所具有的共通性情感，据此作出的行为反应，符合多数人的经验认知。对于传统契约诚信而言，人之常情体现为内在道德约束。

“仁”“义”等伦理要求是人之常情的重要组成部分。“仁”体现为推己及人，如《论语·雍也》载：“夫仁者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。”强调恻隐之心与同理心，体现修己、向善的内在道德要求。“义”常被用来评价行为的正当性，如《荀子·正名》载：“正利而为谓之事，正义而为谓之行。”即出于利的目的而又不失其正去做的，只能称为事；符合义的标准而去做的，才能称为德行。关于“仁”“义”与契约诚信的关系，《荀子·不苟》载：“君子养心莫善于诚，致诚则无它事矣。惟仁之为守，惟义之为行。”可见，君子坚守“仁”与“义”才能达到“诚”，在某种程度上强调了诚信的道德自觉先于法律强制。

福报观念和对家族伦理的重视也是典型的人之常情。明代思想家吕坤在《宗约歌·又劝买卖》中提及：“人生在世信为先，心口如何有两般？买卖只求安分利，经营休挣哄人钱。强如虚价磨多嘴，何似实情只一言。痴愚软弱都瞒得，自古无人瞒过天。”中国老秤上的福、禄、寿三星正是对“自古无人瞒过天”福报观念的体现，历代官箴书也记载了许多福报故事。同时，传统契约多发生在熟人社会，与亲情、人情、面子等紧密相连，契约诚信是家族伦理和谐关系的延展，借助家法族规和乡规民约的劝导，能够达到以礼相待、以睦相守、过失相规的目的。

事之常理

“理”是指人们看待同类事物时所遵循的，并能够得到普遍适用的事理。对传统契约诚信而言，事之常理体现为客观理性准据。

缔约双方充分尊重和认可自身达成的契约。从东汉始，契约尾部大量存在诸如“民有私要，要行二主，各自署名为信”“官有政法，人从私契”“两和立契，画指为信”“恐人无信，故立此契，用为后凭”等条款，体现了对私契效力的尊重和对诚信的强调；甚至为预防统治者一并赦免公私债负情况的发生，契约中出现了“或遇恩敕大赦流行，亦不在论理之限”或“公私债负停征，此物不在停限”等抵赦条款。抵赦条款的反复出现，与国家免除民间债负赦令的频繁发布相关，也与当事人重视契约效力有关。

缔约双方重视牙人、中人、保人所构成的信用担保体系。牙人、中人是契约交易中的中间人、说合人和见证人，承担“三面言议”“凭中议价”等职责，起到促成交易的桥梁作用。同时，牙人需要审查交易土地田宅的权利合法性以防诈欺，中人往往充当处理契约纠纷的调处人。保人则提供担保责任，如在买卖契约中承担所有权瑕疵担保责任及履行保证，在借贷契约中承担偿还责任及谨慎作保责任等。这三类人在促成契约订立、保障契约履行、介入契约纠纷解决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，为缔约双方行为赋予了社会关系网中特定身份之人的信用背书。

国之律法

“法”是确定性的规则，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，是司法审判活动的依据。对传统契约诚信而言，国之律法提供了坚实的外在保障机制。

律法强调缔约双方“和同”的主观状态。“和”指双方自愿，“同”指双方意思表示一致，“和同”即强调双方缔约“自愿”。与“和同”相对的就是“强”，所谓“不和谓之强”。如《唐律疏议》规定：“诸买卖不和，而较固取者；及更出开闭、共限一价；若参市而规自入者，杖八十。已得赃重者，计利，准盗论。”其中所列举的“较固取”“更出开闭”与“参市”等行为，都是违背契约诚信的行为，被法律所禁止。

律法关注契约形式、契约责任以及市场管理。自东晋始，官府为了收取契税，要求特殊类型买卖契约加盖官印，后世皆因袭效仿并改进，促成了契约定型化和标准化。如唐律“买奴婢牛马不立券”条，要求缔约双方订立市券（红契、官契），“令无私契之文，不准私券之限”，规定“立券之后，有旧病者三日内听悔，无病欺者市如法，违者笞四十”。同时，明确契约责任，禁止“违法积利”“违禁取利”“负债违契不偿”“盗卖”“换易”“冒认”等行为。在市场管理方面，处罚有损契约诚信的“私充牙行埠头”“把持行市”“私造斛斗秤尺”“器用布绢不如法”等行为。

司法审判活动严格执行契约诚信法律制度。在涉及契约纠纷案件处理时，一方面，司法官员关注当事人是否伪造契约，清代官员方大湜根据前人和凝、汪辉祖等的记载，结合自身为官经历，总结出防挖补、验纸色、对笔迹、查印信、考年月、辨界址、稽价值、核姓名、察情理九条察弊之法；另一方面，司法官员关注律法所禁止的行为，诸如“任所置买田宅”“贷所监临财物”等，防止有司官吏“威权在手，券契盈箱”，有违契约诚信，进而造成实质性不公平、不合理的情况发生。

传承与发展

情理法传统强调人之常情、事之常理、国之律法三位一体，为传统契约诚信构建了一个多维度信用保障体系，也对新时代诚信社会建设具有借鉴意义。

首先，兼顾道德自律性与法律他律性。一方面，关注道德层面对于诚信精神的形塑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从社风、民风和家风建设角度，强调诚信美德培养的重要性，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、尊道德、守道德的生活；另一方面，充分发挥法律对诚信社会建设的制度保障作用，从各单行法到统一的社会信用立法，建立健全诚信制度体系。

其次，建设刚性与柔性相结合的制度体系。刚性主要体现在以法律、行政法规、地方性法规为依据，明确相关失信行为的法律责任，建立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。柔性主要体现在对失信行为的处理方式上，借助具有灵活性、教育性和恢复性的措施，引导失信主体主动纠正错误、恢复信用。

最后，坚持整体性布局与重点性谋划一体推进。一方面，加快推动出台社会信用建设法，实现社会信用建设的法治化；另一方面，以政务诚信为引领，抓住这一关键领域，推进商务诚信、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等重点领域的诚信建设，以达成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要求——“构建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，健全社会公德、职业道德、家庭美德、个人品德建设体制机制，健全诚信建设长效机制，教育引导全社会自觉遵守法律、遵循公序良俗”。

（作者：张姗姗，系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院长、副教授；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“明清社会转型时期的契约观念流变研究”的阶段性成果）